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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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通常指許多年，表示時間的長短。它也可以指生或死。 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的文章5篇 ,歡迎品鑒！

第一篇: 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穿越血與火的歷史煙云，歷經建設與改革的風雨洗禮，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迎來了她100歲的生日。
　　憶往昔崢嶸歲月，百年史浸滿多少屈辱的淚水，數十年抗爭又流盡了多少中華兒女熱血滿腔。100年前，一艘南湖上的紅船從黎明中駛來，中國革命放射出第一縷絢麗的曙光。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航向。黨以七月的名義，呼喚八月的南昌風暴，呼喚秋天的井岡星火，呼喚長矛、大刀和紅纓槍。100年風雨兼程，說不盡的坎坷滄桑;九十九年風云巨變，道不完的偉業輝煌!忘不了，太行山下抗日的烽火，忘不了，微山湖畔的凱歌嘹亮。在無數先烈們用鮮血染紅的黨旗上，翻卷著的是x日本帝國主義的怒濤，流淌著的是為保衛祖國而澎湃的血浪。是黨帶領我們斬關奪隘，歷盡風險奪取勝利;是黨帶領我們艱苦奮斗，建設家園，奔向小康。
　　滄海桑田，神州巨變，100年征程歲月崢嶸，100年征程金光燦爛。如今，南極上空早已飄揚著我們的五星紅旗，太平洋上出現了我們強大的海軍艦隊，神州5號也帶著剛強的氣勢沖向了太空;如今，一座座現代化的城市迅速崛起，一個個商廈、工廠、高科技企業正遍地生花……香港回來了，澳門回來了，那些曾經蔑視我們為東亞病夫的列強，一個個低下了自命高貴的頭，就連大洋彼岸那個自恃天下第一的超級大國，也不得不一次次為他們的傲慢和無禮道歉。我們這個曾經饑寒交迫的民族，已經可以驕傲地告訴世界：一個偉大的黨正帶領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實現小康，走向富裕。請問，世界上還有哪一個政黨能夠創造出這樣的奇跡。
　　50多年前，新中國成立伊始，美聯社一位記者在香港發出電訊說：“這個國家太大了，又窮又亂，不會被一個集團統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還是共產黨人。”時光荏苒。50年后，當人類跨入新世紀，回首百年歷程時，一組關于中國的長篇報道出現在《紐約時報》的頭版。這組報道的總標題赫然寫著：“中國半個世紀--壯麗、驕傲與渴望”。
　　100年風云變幻，100年潮起潮落，中國共產黨歷久彌新，青春常在，有什么賦予它如此神奇的力量?放眼未來，滄海橫流，征途漫漫，中國共產黨又靠什么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緊緊把握時代潮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永葆黨的先進性和青春活力。這，就是中國共產黨100年成功的真諦。
　　今天，我們團結在黨的旗幟下，發揚傳統，艱苦奮斗。永保先進性、經得住各種風浪，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和諧、人民幸福;學習與時俱進，熱愛祖國，心系人民，勤政廉政，用生命和熱血，為黨旗爭光。我們新一代大學生們理應跟隨黨的腳步，明德勵志勤踐行，創先爭優爭先鋒。
　　歷史的塵煙，掩蓋不住世紀的風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無數先驅者已將希望的種子撒向人間，綻開了一片爛漫的紅色。彈指一揮間，上下越千年，黯淡與輝煌、幻滅與再生，永恒的悲愴與不朽的豪情，貫穿于這一清晰的脈絡。這便是我們的黨堅韌求索的過程，我常常在心里重復著這幾句話，每一次都熱血沸騰，胸膛里燃燒著對祖國的熱愛。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深深地為我們欣欣向榮的國家而感到榮耀、為我們不斷求索、不斷前進的政黨而感到驕傲，更為能夠投身充滿機遇和挑戰的現代化建設而感到自豪。滔滔沅江邊，巍巍陽山下，我無數次重復自己年輕的誓言……哪怕我只是一塊磚,也要去構筑祖國興旺強盛的大廈;哪怕我只是一顆螺絲釘，也要去鋪設民族走向輝煌的路軌;哪怕我只是一棵小草，也要為祖國的春天奉獻自己生命的綠色!

第二篇: 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中國共產黨始終同全國人民心連心，與中國命運的脈搏一起跳動，步履堅定，從偉大走向偉大。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無愧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1000字，供大家參考。
　　2021百年奮斗路啟航新征程形式與政策論文【1】
　　穿越血與火的歷史煙云，歷經建設與改革的風雨洗禮，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迎來了她100歲的生日。
　　憶往昔崢嶸歲月，百年史浸滿多少屈辱的淚水，數十年抗爭又流盡了多少中華兒女熱血滿腔。100年前，一艘南湖上的紅船從黎明中駛來，中國革命放射出第一縷絢麗的曙光。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航向。黨以七月的名義，呼喚八月的南昌風暴，呼喚秋天的井岡星火，呼喚長矛、大刀和紅纓槍。100年風雨兼程，說不盡的坎坷滄桑;九十九年風云巨變，道不完的偉業輝煌!忘不了，太行山下抗日的烽火，忘不了，微山湖畔的凱歌嘹亮。在無數先烈們用鮮血染紅的黨旗上，翻卷著的是x日本帝國主義的怒濤，流淌著的是為保衛祖國而澎湃的血浪。是黨帶領我們斬關奪隘，歷盡風險奪取勝利;是黨帶領我們艱苦奮斗，建設家園，奔向小康。
　　滄海桑田，神州巨變，100年征程歲月崢嶸，100年征程金光燦爛。如今，南極上空早已飄揚著我們的五星紅旗，太平洋上出現了我們強大的海軍艦隊，神州5號也帶著剛強的氣勢沖向了太空;如今，一座座現代化的城市迅速崛起，一個個商廈、工廠、高科技企業正遍地生花……香港回來了，澳門回來了，那些曾經蔑視我們為東亞病夫的列強，一個個低下了自命高貴的頭，就連大洋彼岸那個自恃天下第一的超級大國，也不得不一次次為他們的傲慢和無禮道歉。我們這個曾經饑寒交迫的民族，已經可以驕傲地告訴世界：一個偉大的黨正帶領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實現小康，走向富裕。請問，世界上還有哪一個政黨能夠創造出這樣的奇跡。
　　50多年前，新中國成立伊始，美聯社一位記者在香港發出電訊說：“這個國家太大了，又窮又亂，不會被一個集團統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還是共產黨人。”時光荏苒。50年后，當人類跨入新世紀，回首百年歷程時，一組關于中國的長篇報道出現在《紐約時報》的頭版。這組報道的總標題赫然寫著：“中國半個世紀--壯麗、驕傲與渴望”。
　　100年風云變幻，100年潮起潮落，中國共產黨歷久彌新，青春常在，有什么賦予它如此神奇的力量?放眼未來，滄海橫流，征途漫漫，中國共產黨又靠什么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緊緊把握時代潮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永葆黨的先進性和青春活力。這，就是中國共產黨100年成功的真諦。
　　今天，我們團結在黨的旗幟下，發揚傳統，艱苦奮斗。永保先進性、經得住各種風浪，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和諧、人民幸福;學習與時俱進，熱愛祖國，心系人民，勤政廉政，用生命和熱血，為黨旗爭光。我們新一代大學生們理應跟隨黨的腳步，明德勵志勤踐行，創先爭優爭先鋒。
　　歷史的塵煙，掩蓋不住世紀的風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無數先驅者已將希望的種子撒向人間，綻開了一片爛漫的紅色。彈指一揮間，上下越千年，黯淡與輝煌、幻滅與再生，永恒的悲愴與不朽的豪情，貫穿于這一清晰的脈絡。這便是我們的黨堅韌求索的過程，我常常在心里重復著這幾句話，每一次都熱血沸騰，胸膛里燃燒著對祖國的熱愛。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深深地為我們欣欣向榮的國家而感到榮耀、為我們不斷求索、不斷前進的政黨而感到驕傲，更為能夠投身充滿機遇和挑戰的現代化建設而感到自豪。滔滔沅江邊，巍巍陽山下，我無數次重復自己年輕的誓言……哪怕我只是一塊磚,也要去構筑祖國興旺強盛的大廈;哪怕我只是一顆螺絲釘，也要去鋪設民族走向輝煌的路軌;哪怕我只是一棵小草，也要為祖國的春天奉獻自己生命的綠色!

第三篇: 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摘要】為了提高高速收費站通行效率，切實改善民生，ETC成為當下時政熱點。國家政府自2019年5月起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通知，大力推動ETC市場覆蓋度。但是在該政策推行的過程中，市場營銷亂象造成了較多客戶投訴，惠民政策卻造成擾民現象。本文以近期ETC相關的政策為數據基礎，通過觀察、訪談和問卷調查的分析方法，結合政策工具理論，將政策工具分為：管制型、市場型、自愿型和信息型四類，通過分析每類政策工具的使用情況，發現ETC政策的不足之處并提出對應優化對策。

　　 【關鍵詞】民生 政策工具 ETC

　　 一、問題提出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連續出臺一系列和ETC相關的政策，進行全面鋪開推廣ETC，頓時ETC成為了熱門話題。該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標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費站要實現ETC全覆蓋，汽車ETC安裝率達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車輛ETC使用率須達到90%以上，力爭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國高速公路省界收費站。在大力建設基礎設施和完善操作結算系統的同時，政府依托各大商業銀行、汽車4S點、收費站、服務區等一系列汽車場景服務點，迅速上量提升汽車ETC的覆蓋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減少車主停車排隊等待繳費的時間，提高車輛通行效率，汽車也能夠減少剎車、起步量，節能減排。該政策是一項利國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過民意調查后發現該項便民措施卻致擾民現象。

　　 通過觀察法，本文發現各大營銷機構如銀行、高速收費口，在營銷的過程中時有過激行為出現：某收費站實行客車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車人工收費車道;某銀行員工身著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攔車營銷ETC;某機動車檢測公司拒絕為未裝ETC的車子年檢。而步入新系統使用階段后，車主對新系統的收費方式和標準紛紛產生質疑;有不少車主過高速時，ETC識別失敗導致該條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時向部分群眾發放調查問卷，對ETC服務進行進一步了解，車主對于ETC的不滿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時常接收到銀行的營銷推薦，著實影響日常生活;安裝ETC設備后無人問津，售后服務空白;辦理過程繁瑣復雜，經常遭遇銀行捆綁銷售、收取押金等各種條條框框;個別車主因自身喜好、或因臨時租用汽車等情況不愿安裝ETC，面對排隊收費卻也束手無策。

　　 政策結果在朝政策目標前進的過程中發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為兩者之間的紐帶，是達成政策目標的重要途經，故本文以近期與ETC相關的政策作為數據，結合政策工具相關理論將ETC政策工具劃分為四類：管制型、市場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過對ETC政策進行工具分類及分析研究，提出現行政策存在的問題缺陷，并對此進行優化建議。

　　 二、ETC政策工具的使用情況

　　 根據ETC的民意調查，本文對ETC政策工具的使用進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給的過程中，大力建設了包括軟件、硬件、安全在內的各項基礎設施，但自2019年5月出臺政策至目標的2019年年底，僅7個月時間略顯倉促，不利于基礎建設的建設和測試，還未待穩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規時，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廣和車主規制的角度出發，忽略了消費者保護板塊，關于車主群體的自由選擇權、信息知曉權等沒有得到有效立法保護。

　　 （二）市場型工具有待完善

　　 ETC的推廣主要依賴于市場工具，各大金融機構和車場景的部門在指標和競爭的趨勢下確實干勁十足，在短短7個月中完成ETC安裝覆蓋度，政府以最小的投入獲得了極大的效益，但是這種僅以“ETC安裝率”為績效考核目標的體系低估了市場型政策工具的真實實力，致使了擾民現象的發生。

　　 （三）自愿型工具使用較少

　　 與另兩者相比，自愿型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力度較少，僅僅引導車場景使用ETC，所針對的主體是那些主動到指定停車場的車主和新購置車輛的小部分群體，剩余未安裝設備的大批存量車主們無對應引導型措施。

　　 （四）信息型工具傳導有限

　　 車主們大多只知道2020年啟用新系統，但對新的收費方式一無所知，所以在新系統上線后跑過高速公路的車主們產生了大量質疑和投訴，而政府也是在產生了民怨之后才在交通運輸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做出回應，對消費金額和收費方式進行解釋。且車主現在無法查詢新系統中ETC的消費明細，相關系統正在研究開發中，無法及時做到消費信息公開透明化。

　　 三、對策與建議

　　 （一）完善基礎建設

　　 一條好的政策，并不急于推廣使用，每一項政策都應該能夠對應牢靠的物理設施、穩定的操作系統和安全值得信賴的網絡。在整個系統開發完成后先進行小范圍內試點，待試點區域內有了積極正向的反向后即擴大范圍正式推廣使用，而非在短時間內各項機制都不完善的情況下強行推廣。

　　 （二）引導市場機制

　　 市場中各經濟主體出于指標、激勵獎懲和價值奪取等各方面原因，在ETC客戶資源的爭搶上紛紛來分一杯羹，要使得市場化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不偏不倚發揮其作用，就必須明確所有的經濟主體在遵守一定規則的情況下，才能競爭資源獲取利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是從宏觀上引導方向指定該項規則。

　　 創新ETC的績效考核，摒棄自上而下的目標責任制考核，考核系統過程化，在考核系統中加入：營銷結果、是否投訴、對產品的熟悉認知程度等等，實施更有力的獎懲措施，投訴率高的機構扣減效益，完成程度較好的機構追加獎勵，不僅增強機構的責任感還能夠調動各大機構的營銷積極性。

　　 （三）增強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能夠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在社區中設立ETC專項辦公室，及時為居民們答疑解惑ETC相關問題，相比營銷機構，社區辦公室更為專業中立，能及時準確處理問題。鼓勵群眾監督舉報ETC政策在執行中的不當行為，充分發揮社會公眾的力量，向政府反映哪個執行主體不遵守市場規則，協助政府治理，掃清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阻礙，提高政府實施ETC政策的效率。

　　 參考文獻：

　　 [1]曹宇.政策工具視角下的公共圖書館讀者權力保障研究[J].華中師范大學，2019.

第四篇: 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有一首歌，它誕生于戰火紛飛的抗戰時期，從北京房山霞云嶺飛向神州大地;它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被人們邊傳唱邊修改，一直傳唱到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的今天，歷久彌新、經久不衰，它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人民的心聲，更是歷史的昭示!奮進新時代，共圓中國夢，需要每一位中華兒女接續唱響這首經典之歌，緊緊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以涓滴之力匯聚磅礴偉力，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美好目標勇毅前行。
　　共產黨員要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誠如歌中所唱，“共產黨，辛勞為民族，心得體會范文共產黨他一心救中國”。從南湖的紅船出發，中國共產黨從幾十人的黨發展壯大成為擁有9100萬黨員的世界大黨，其奧秘就在于我們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作為神圣使命。不論是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熱火朝天的改革開放年代，還是日新月異、勇毅創新的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人民的幸福作為自己的責任，勇敢地扛在肩上。奮斗新時代，開創新征程，每位共產黨員必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不論年紀大小，不論崗位高低，時刻保持黨員先進性和政治本色，對得起人民的信任與重托，以先鋒行動讓黨員旗幟飄揚在人民群眾的心間。
　　廣大群眾要合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堅定不移跟黨走。正如歌中所唱，“它指給了人民解放的道路，它領導中國走向光明”。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秉持“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帶領人民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即便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依然帶領人民實現了“十三五”、脫貧攻堅戰的圓滿收官，領航中國號巨輪駛向第二個百年目標。歷史雄辯地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奮斗新時代，開創新征程，思想匯報范文廣大群眾要接續唱響《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堅信在黨的領導下，明天的日子會更加紅火，自己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會更加驕人，偉大的中國人民會上下同欲、共克時艱，以無窮的智慧與力量創造一個個新的人間奇跡。
　　青少年要接續唱響《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做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青少年階段是人生的“拔節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導和栽培。奮斗新時代，跑好新征程，需要全社會共同扛起“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神圣使命，幫助青少年系好人生的第一?？圩?，把聽黨的話、永遠跟黨走銘刻于心，化作報效祖國之志、刻苦學習之行。需要圍繞“立德樹人”這個教育的根本任務，把扎實上好思想政治課與其他課程體系有機結合，挖掘其他課程和教學方式中蘊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實現全員全程全方位育人。最全面的讓這首經典之歌飛駐每個青少年的心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讓這首經典之歌在中華大地世世代代傳唱下去!

第五篇: 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視角，采用內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為分析對象，從政策工具、政府扶貧領域二個維度構建了教育扶貧的二維分析框架。研究發現：教育扶貧政策工具強度越強，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設型轉移，以強制型政策工具+激勵性政策工具為模式進行調節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政策工具;教育扶貧;內容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G52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7-0-01

　　 引言

　　 目前，對于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對政策內容的梳理，而從政策工具視角來研究教育扶貧政策內容的較少。本文通過內容分析法對教育扶貧政策展開研究，構建以“政策工具分類”和“教育扶貧領域”為主的二維分析框架，整理并篩選過去10年教育扶貧政策，從政策工具、教育扶貧領域分析并優化梳理教育扶貧政策。

　　 一、數據來源與分析框架

　　 1.數據來源

　　 本文所選取的教育扶貧政策文獻均來源于公開的數據資料，根據發布主體和關鍵詞進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圍覆蓋教育部網站等平臺，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為了科學客觀準確地遴選研究樣本，政策文獻按照以下原則：一是發布單位是以教育部為主;二是發布時間從2011年開始;三是發布內容與教育扶貧相關，體現我國教育扶貧政策內容;四是發布類型為實施方案、意見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貧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軸：基本政策工具維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環境下，政策制定者為解決政策問題、達成政策目標、實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體手段和方式[1]。關于政策工具的分類。本文采用麥克唐納爾和艾莫爾的觀點，政策工具分為強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和激勵型政策工具[2]。

　　 Y軸：教育扶貧領域維度。根據已發布的教育扶貧政策，教育扶貧領域主要劃分為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Y軸以教育扶貧領域設置為基礎，分析不同領域內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內容分析法對政策文本進行研究，內容分析法是一種將不系統的、定性的內容如文字、圖像等轉化為系統的、客觀的、定量的數據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質性軟件Nvivo11按照“編號—具體章節”的方式順序進行逐條編碼，在具體條款中以表達一句完整意思的話語或以句號為一個編碼分解的標準分類。

　　 3.信度檢驗

　　 對于信度檢驗，多位文本編碼評判員的編碼結果一致性超過80%即表明編碼結果可信。通過多位編碼評判員主評判員編碼結果一致性對比，經過多次調整優化，文本編碼結果一致性比例達到89.7%，表明編碼結果可信度較高，可以接受編碼結果。

　　 二、教育扶貧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的X維度分析

　　 教育扶貧政策工具使用呈現“以強制型為主、重長遠能力建設、輕短期激勵”的特征。強制型政策工具是推進教育扶貧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視長遠能力建設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時，較為注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長期發展能力的培養，激勵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規劃建設被視為輔助性措施予以實施。

　　 以強制型政策工具為主的教育扶貧政策。強制型政策工具總體占比44.7%，內部工具政策落實使用過溢。其中，政策落實占比最高，達到31.7%，法規管制和機構改革使用頻率相對較低，分別占比8.4%、4.6%。政策落實運用過溢，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進教育扶貧政策的落實。機構改革政策工具運用尤為短缺，這表明教育扶貧政策涉及更深層次的體制改革、機構重組較少。法規管制作為教育扶貧政策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夠重視。

　　 注重能力建設型的教育扶貧政策。在具體措施中，內部工具的使用相對均衡，其中教育發展占比12.2%，人才培養占比10.8%，環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脫貧效果的穩固與長效取決于貧困人口的脫貧能力。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貧困人口的素質和能力為著力點，與教育扶貧的內在訴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貧中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應被更充分地應用。

　　 激勵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貧政策。激勵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貧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僅為24.4%，總體上政策工具運用不足。具體而言，財政補助、資源傾斜、社會保障分別占比11.4%、7.9%、5.1%，反映激勵性政策工具中財政補助占據了較大優勢。

　　 2.教育扶貧政策文本的Y維度分析

　　 教育扶貧政策工具主要以義務教育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學前教育、職業教育為輔的方式。其中，在義務教育中，強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較多，高中教育占比僅次于義務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較多的政策工具來促使貧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激發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發揮出教育扶貧政策的“造血”功能。學前教育和職業教育占比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勵型政策工具為主，強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啟示

　　 針對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議：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轉移。脫貧的關鍵是激發內生動力，而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與教育脫貧的內在訴求相契合。部門實施教育脫貧政策時要適度擴充能力建設型政策工具，加強各領域不同階段教育發展，引導和支持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設。第二，以強制型政策工具+激勵型政策工具為模式進行調節，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將強制型政策工具作為調適點，配置激勵型政策工具，既檢查督促政策實施主體，緩解各權利主體利益博弈所帶來的沖突與矛盾，給予政策實施主體信任和動力支持。

　　 參考文獻

　　 [1]陳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2]DonnellLM，ElmoreRF.Gettingthejobdone：alternativepolicyinstruments[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1987，3（2）：133-152.

　　 [3]李樵.我國促進大數據發展政策工具選擇體系結構及其優化策略研究[J].圖書情報工作，2018，（11）：5-15.

　　奮斗百年路啟航新征程形勢與政策論文

　　摘要：在公共政策系統中，對政策終結影響變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觀的外部環境、政策本身的屬性以及利益團體的博弈等方面，關于政策地位對政策終結的影響，學界則鮮有涉及。政策作為政策系統最直接的輸出產品，在本質上體現為政策參與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將其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作為研究切入點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政策地位的評判標準從四個方面體現：政策制定主體地位的高低、學者關注程度的大小、執行部門是否聯合行動、政策最終作用對象的廣度。在此基礎上，判斷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過自上而下、承上啟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徑對政策終結施加影響。

　　關鍵詞：政策系統;政策終結;政策地位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21）07-0061-06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一般項目“政府購買農村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研究”（19BZZ10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人口老齡化與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研究”（16JJD840009）。

　　作者簡介：張桂敏（1987-），女，石家莊人，北方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人口老齡化、公共政策;王軻（1982-），男，河南泌陽人，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通訊作者，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吳湘玲（1967-），女，湖北通城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非營利組織管理。

　　自“政策科學之父”拉斯韋爾提出政策階段論之后的20年時間里，有關政策科學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制定方面。進入20世紀70年代，始于“趨后傾向”，特別是普雷斯曼和威爾達夫斯基等人編寫的《執行》一書的面世，“政策終結”開始走進學者的研究視野并引起廣泛關注。至此，政策系統在理論層面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環，包含了從政策制定到政策終結的一系列環節。所謂政策系統，是指政策主體、政策客體與外部環境之間不斷進行互動調適的動態系統。換言之，政策系統是一個由若干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政策子系統，如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終結等，所構成的政策巨系統，并與政策環境持續不斷地進行著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需要強調的是，所有的政策子系統在政策系統中并不處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政策制定、政策執行一直是政策研究者關注的焦點，關于政策終結的研究卻相對較少。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政策終結不重要或者相對簡單。相反，政策終結長期以來并不如預期中那樣一帆風順，各種或潛在或顯性的因素都可能成為政策順利終結的障礙。

　　如何作出政策終結？終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政策終結的后果是什么？這些構成一個“政策黑箱”，困擾著研究者。國內外學者從多個視角對相關的影響變量展開研究，但政策地位，即政策在政策系統中所占有的位置，對政策終結的影響一直未得到足夠關注。無論政策的地位高低，其都是政策終結中不容忽視的一個影響變量，將政策地位作為切入點對政策終結作出補充性、專題性的研究，對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相關研究的梳理

　?。ㄒ唬┱呓K結的概念梳理

　　對研究主題展開分析的第一步是明晰關鍵性概念，因此在對現有政策終結影響變量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對政策終結的概念作一簡要梳理。從字面理解，政策終結就是一項政策的終止或結束。Brewer認為，政策終結是“政策與項目的調試，大凡政策與項目無法發揮功能或已成為多余或過時，甚至不必要時，則將政策與項目予以終止或結束”[1]。Deleon從廣義層面定義政策終結，認為它是政治當局對某一特殊的功能、計劃、政策或組織，經過審慎評估的過程之后，而加以結束或終結[2]。國內學術界對公共政策終結概念的界定多見于教科書中的一些參考性解釋。在臺灣學者林永波看來，政策終結隱含著舊有東西的終止和新期望、新價值的建立。張康之從利益分配視角提出，政策終結本質上是一種政策資源及其利益重新配置的機制[3]。陳振明、張金馬、陳慶云等人在Deleon的概念架構下提出，政策終結是決策者在審慎評估之后，通過必要的措施，對錯誤、過時、不必要的政策予以終止的行為。

　　從對政策終結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到政策終結涉及到資源、利益以及各種價值的交鋒和重配，能否順利實現終結取決于各種政治力量間暗潮洶涌的博弈結果。政策一旦被制定，便具有了生命力。政策終結意味著原有利益格局的變動，如若沒有任何激勵措施，政策制定者之間難免出現利益沖突，甚至導致終結停滯[4]。再加上利益集團受“沉沒成本（sunkcost）”的束縛會竭力保留原有政策。恰如張金馬早年所說，政策終結并不會自發產生，而是一種人為的政治行為[5]。此外，即使當局者意識到政策存在過時、無效甚至錯誤進而需要對其進行終止，在當前漸進主義決策模式的情境下，政策終結也很難進入人們的認知轉變，甚至不存在于人們的思維之內，因為當事人更多是以政策的修補、調整作為邏輯出發點。

　?。ǘ﹪鴥韧怅P于影響變量的梳理

　　關于公共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研究視閾作出解說。其中，廣被認可的是Deleon在1978年提出的政策終結障礙的經典理論框架（TerminationObstaclesFramework），其中總結了具體的變量：心理上的不愿意、組織機構的持續性、動態的保守主義、反終結聯盟、法律上的障礙、終結啟動的高成本。Dery、Frantz持同樣觀點。Krikpatrick等人在前人的基礎上將影響政策終結的變量歸結為終結聯盟的反動、動態保守主義、啟動成本、立法障礙和恐懼或不確定性。以上幾人的表述雖有細微差別，但對于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的解釋卻殊途同歸。Gevamay認為組織的特性和終結的內在成本是阻礙政策終結的兩大主因，Harris卻僅僅將限制因素歸結為意識形態的影響，而部分學者直接將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簡化為對組織持久性的考慮以及終結的代價（包括情感、政治、法律以及財政等的考慮）兩個方面。里斯蒂娜·亞當等人認為，政策的變遷抑或終止是經濟發展、政治競爭、利益博弈以及行政管理走向專業化的副產品[6]。概言之，國外學者關于公共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的分析，可大致歸為三類：客觀因素、驅動因素以及限制因素[7]。

　　國內已有研究多將政策終結的影響變量聚焦在心理上的抵觸、組織的持久性、反對集團聯盟、法律障礙、成本障礙。除此之外，陳振明指出，社會輿論通過新聞傳播滲透到社會各個方面，成為影響政策終結的第六大障礙[8]。陶學榮、王鋒認為，政策評估的缺失也是本該終結的政策遲遲無法合理終結的原因之一[9]。劉雪明等認為，典型事件、政策評估、環境變化、公共輿論、領導者的領導力五大因素緊密關聯共同影響公共政策終結[10]。王振波則將政策終結的根源歸納為：不合規、不合法、不合情理、缺乏必要維護，即聚焦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分析政策的終結[11]。

　　縱觀既有研究，政策終結所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影響政策終結的變量也不一而足，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地區、文化以及政府不同層級的政策終結，各個變量所起作用不一，很難批判不同變量對政策終結影響的大小。然而，在當前研究中鮮少涉及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對政策終結的影響，從而削弱了現有理論的邏輯解釋力，本研究在此基礎上對政策地位在政策終結中的影響作用作出嘗試性研究，以期豐富相關研究成果。

　　二、政策在政策系統中所處地位的判斷標準

　　政策作為政策系統的直接輸出產品，是擁有公共權力的各政策參與者之間利益角逐的產物，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其實質就是明確承載公共權力的政策參與者在政策系統中是如何尋求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政策參與者，既指直接參與和影響政策制定的組織和個人，也指受政策影響反過來又影響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組織和個人。具體到判斷標準，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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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制定主體特指擁有法定決策權的高層組織或個人，在整個政策系統中居于核心地位，組成并領導整個決策過程。在政策終結過程中，政策制定主體（包括權威機構、政治精英人物）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直接奠定了政策本身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對政策能否順利終結具有直接的、決定性的影響。政策制定主體層級與政策所處地位呈正相關關系，也即政策制定主體層級越高，政策所處地位就越高，對于政策加以終結就越難以實施。

　　同時，政策制定主體從另一方面也反映政策位階的高低，政策位階與政策地位成正相關關系。例如，上升為法律層面的政策相較于地方法規、部門規章，在政策系統中地位較高，穩定性和權威性也較強，再加上政策本身的生命力，要使其終結往往要大費周折，不僅耗時，也會面臨不可預期的抵觸心理和抵制行為。

　　概而言之，政策制定主體通過主體層級以及政策位階兩個方面折射出政策所處地位，成為衡量政策地位的基礎標準。

　?。ǘ＜覍W者的關注程度

　　美國公共政策學者查爾斯·O.瓊斯指出，組織機構一旦結成共同體，就會有效地威脅政策終結行為[12]。盡管專家學者不直接參與一項政策的醞釀、制定和執行，但卻可以通過研究報告、與會發言、網絡書信等渠道表達政策意見。同時，他們一般以大學、科研院所等機構為依托，構成學術共同體，利用團體專業技術優勢活躍于政策終結的舞臺上，從技術理性的角度帶來共鳴、提出參考性方案，對政策地位具有溢出效應，即專家學者表達意見的初衷是確保政治當局制定決策的科學化，同時也間接構成影響政策地位的重要力量[13]。

　　專家學者對于某一項政策的關注度可以說是公共政策終結的催化劑，在引導公共輿論走向的同時，成為衡量政策地位的判斷標準之一。誠如詹姆斯·E.安德森曾指出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圍和方向基本由公共輿論確定。普通民眾心中，專家學者本身就代表相關領域的權威，對于哪些政策需要被關注、哪些政策需要被終結，專家學者所發表的意見猶如一顆“定心丸”，影響民眾認知，間接框定政策的范圍和方向。當某一項政策引起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評論時，說明這一政策在政策系統中具有較為重要的地位，一旦被發現政策不合時宜或存在過失、錯誤，政策終結便較為快速、順暢。相反，一項政策如若未能引起專家學者關注，說明其相對于其他政策處于弱勢地位，甚至無足輕重，那么關于這一政策的終結便出現復雜局面：在不影響整體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沉沒成本的潛在影響，政策當局往往會抱有“打擦邊球”的心理，對需要終結的政策輕描淡寫甚至視而不見;只有在影響社會整體利益或團體自身利益時，才可能會采取被動措施加以終結。

　?。ㄈ﹫绦胁块T的聯合狀況

　　恰如張金馬所說，政策終結并不是一種自然現象，不會自發產生，而是人們主動進行的一項政治行為[14]。這種顯著的人為性致使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終結都需要借助相關的執行部門和一線執行者加以落實。在實踐中，執行部門可能是單個部門“單打獨斗”直接執行終結，也可能是多個部門“抱團”聯合執行終結，這可以說是判斷政策地位的另一重要風向標。若是單個的執行部門則多數情況下意味著政策影響范圍較小，所處地位不高，進一步講，政策終結過程中所遇阻力較小，較易實施;如若是多個部門聯合執行，則表明這一政策影響范圍相對廣泛，在政策系統中地位較高，政策走向終結就存在較大阻力，期間難免牽涉主體間的利益博弈、權力抗衡，終結過程的推進勢必呈現出復雜多變的態勢，整體表現為一種政策均衡格局下的暗潮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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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是針對特定的社會群體而制定的行為準則。換言之，政策具有指向性，直接指向的群體便是政策效力輻射的對象。所謂的政策作用對象，即政策直接作用與影響的公眾群體或那些受政策規范、管制和調節的社會成員，亦即受政策影響的目標團體[15]。順言之，政策作用對象的廣度可以理解為政策事件輻射到的目標團體的數量，具體到本文指代全體民眾、部分民眾抑或是特殊利益群體。政策作用對象的廣度直接影響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成為重要判斷標準之一，這是因為政策作用對象并非消極被動地接受政策，相反會主動積極地參與并影響政策的制定與走向。如果政策事件涉及到社會上絕大多數民眾，且走入公眾的視野范圍，那么政策制定者在群體壓力下就不得不對政策予以足夠重視，權衡利弊作出審慎理性的決策，如此，政策不言而喻所處地位較高。例如，三峽工程實施時需要移民數十萬，如此龐大的社會群體自然將政策提升到政策系統的顯著地位上來。反之，政策事件只是涉及到部分民眾，且范圍較小，則地位相對較低。也就是說，政策作用對象范圍越廣，對政策地位的影響力越大。但值得警惕的是，政策地位會受一些極端情況的影響，即政策盡管影響對象范圍狹窄，但如果是具有利害關系的特殊利益團體或具有強大影響力的集團，則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也會呈現出較高的態勢。

　　三、政策地位對政策終結的影響

　　通過對政策系統中政策地位判斷標準的分析，大致可以確定在現實實踐中政策地位的高低。通過政策地位的確定，來探析其對政策終結是否會產生影響、影響程度怎樣、又是通過何種形式體現這種影響程度的，才是筆者的目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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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自上而下的制力終結，指的是決策者對某一政策的關注度，進而由決策制定者對政策是否需要終結作出主動判斷。對政策進行終結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政策立法活動缺乏一定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無法很好實現政策最初的目的。尤其是上升為法律的政策所具有的權威性和穩定性本身就意味著政策終結會陷入難以擺脫的窘境。正如美國政策學家托馬斯·R.戴伊指出的：“政府的方案很少會被終止。……一旦一項政策被政府制度化了，它就特別難以終止。”[16]

　　其一，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是政策難以終結的根本原因。政策終結與其說是一項新政策的起點，毋寧說是決策者復雜利益之間重新洗牌的信號燈。正如Easton從經濟學視角所闡述的，政策的形成實質上是政策制定主體圍繞著特定的政策議題，為各自利益展開的討價還價和相互博弈的結果，即政策是利益分配的最終體現[17]。政策一旦終結通常意味著既得利益者要承受一定的損失，為避免這種損失或者將損失降到最低，他們往往會千方百計阻擾政策終結。

　　根據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政府作為理性經濟人，存在明顯的尋利動機。這種尋利的主體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決策者（有時兩者合二為一）。在利益沖動下，夾裹著政府利益的政策即便與公共利益相沖突，違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決策者也會基于利益驅動而想法設法保障政策的執行以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導致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現終結能力不足的障礙[18]。甚至，政策終結會忽視公民話語權，背離公共性原則和公益性目標，出現公共權力異化的現象，加重遭遇到的阻力和抵制。

　　其二，考評晉升機制和任期制導致的政績工程是政策難以終結的內在驅動?？荚u晉升、任期制促使地方行政首長偏好于關注見效快、實施周期短，但卻可能與地方實際發展不相適應的政策來實現政績目標，這些政策一般在決策領導者任職期間不會出現終結的趨勢。例如，有些地方領導通過打造一些政績形象工程來取得立竿見影的政治效果，獲取政治資本，實現自身的政績目標、政治前途和利益追求。最鮮活的例證就是近年來地方政府層出不窮的“政績錦標賽”。此外，人事變動也會對政策終結產生重要影響。政策在制定的過程中凸顯著制定者或決策者的“人格化”，決策者在考慮終止某項政策時，主觀上其實不愿意承認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遭遇了失敗的結局，任職期間政策一般鮮有終結[19]。一旦發生領導者調任、離職、辭職或者辭退開除等情況，新一輪領導者的更替多數意味著政策注意力的轉移，政策發生終結的情況較為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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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承上啟下的催化終結，指媒體力量對政策終結的影響，其中隱含專家學者的意見、民眾的關注。無論是發達的西方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媒體具備了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和傳播力，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國外，媒體被稱為“第四種權力”，與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許多政策實踐表明：媒體在政策地位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進而影響政策終結。盡管其不能直接對政策終結產生影響，但作為非正式舞臺上最為積極的活躍者，它們可以依據對相關新聞事件、專家學者言論的篩選、過濾、編排，從外圍推動政策議程的走向，形成政策壓力，對政策終結施加影響[20]。具體來說，媒體的角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政府公共政策的傳播器、專家學者意見的風向標、社會輿論變化的發酵劑。

　　當媒體對某一項政策關注度較高且持積極終結態度時，其背后必定涉及眾多參與者，則政策終結較易進行;反之，持消極或阻礙的態度時，政策終結的進程通常是緩慢的甚至出現停滯。托馬斯·R.戴伊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書中說：“當華盛頓的政治家們必須回答記者的問題，必須對新聞報道做出反應，必須對編輯意見做出回應時，媒體就在直接施加影響于政府的決策。通過呼喚民眾關注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和‘危機’，媒體就在間接地影響著政策制定者。”[21]在戴伊看來，精英們依靠媒體來界定“社會問題”，進而制造“問題”，媒體的關注度引導社會公眾的聚焦點，通過大量的報道宣傳進入廣大公眾的視野，進而對政府部門施加壓力，最終迫使政府部門作出終結那些不合時宜、無效的政策的決定。

　　此外，媒體的權威性和媒體對社會問題的反應程度也是政策終結的重要影響變量。這是因為媒體一方面直接影響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另一方面又對公共政策目標群體的價值觀念及行為模式產生間接影響[22]。換言之，媒體既影響政府官員，又影響民眾。在媒體對一項政策持溫和的接受態度，則改變現狀、終結政策的可能性就比較小。相反，該項政策引起了媒體的激烈反應時，各種或隱性或顯性的風險就隨時可能爆發，倒逼政策制定者在事態進一步惡化之前采取果斷措施，及時終結那些無效、過時、錯誤的政策。如由2003年孫志剛事件引發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終結，就是在南方都市報、北京青年報、中國青年報以及新華網等各大媒體的持續跟進和轉載下迅速發酵，成為焦點事件，最終促成政策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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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自上而下的抗爭終結，亦即社會民眾對政策終結作出的反應。根據委托代理理論，民眾將自身權力交付給政府部門代為行使，民眾對其進行監督，政府部門制定的政策本質上理應體現民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國家起源論也進一步指出國家的出現以及政府部門的設立都是民眾行使權力、實現公共利益的手段[23]。但在現實生活中，政策制定時常出現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或損害社會大眾合法權益的情況，因而政策的執行便會遭到社會自下而上的排斥，進而引致社會大眾通過各種方式進行集體式抗爭，迫使政策制定主體終結原有政策?？梢哉f，社會公眾的抗爭是推動政策終結的驅動力和助推力，并多數通過鄰避效應引發導致。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民眾由于價值觀念和利益訴求的差異，對于一項公共政策是否終結可能存在分歧，出現“蹺蹺板”現象，此時，政策終結的支持力量的大小是決定政策終結成敗的關鍵因素。若政策終結的支持力量超過反對力量，則政策終結的目標便會順利實現[24];反之，政策終結將會失敗。

　　結語

　　政策終結是體現國家治理能力諸多要素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統中的地位，其涉及到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利益相關主體。面對政策終結中錯綜復雜的價值沖突和利益訴求，各利益主體基于不同的價值偏好和利益立場，采取不同的行動策略，形成不同的政策終結聯盟，對政策在政策終結中的地位產生“滾雪球式”的影響，進一步影響政策的終結[25]。政策作為具有生命力的過程系統，符合效力遞減的規律，無論其地位的高低，其必然的宿命都是走向終結抑或消亡。但通過對政策地位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有條理地對政策終結作出客觀、全面的理性判斷，政策主體可以對那些低效、無效、過時的政策及時加以廢止，實現真正的終結，避免資源的浪費和副作用的滋生，最大化政策終結的效能，保證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的實現，進而達到政府善政、國家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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